波密桃花谷桃花盛开西藏林芝市波密桃花谷，面积约为.04平方千米，平均海拔米。每年3月到4月中旬，这里的桃花陆续开放，人文景观丰富的雪山下、村落间随处都是桃花的踪迹。作家江子在散文《去林芝看桃花》中写道：“我看到一路上它大片大片地盛开。它向着我奔跑。好像是它终于认出我来，然后相邀更多的桃花来与我相认……”央青占堆（藏族）摄/光明图片
观山有感苍莽遮如盖，山光始自开。应怜新物候，不教点尘来。释文：广阔无边的绿色如同华盖一样遮着大地，阴霾散尽远处的山光乍现。我们要好好珍惜眼前的这些美景，不要让这份美好沾染半点尘埃。刘秀（壮族）
庭柳篱菊陶令酒，鸣禽池草谢家春。释文：庭前柳树，篱边菊花，陶渊明饮酒于此，怡然自得；池塘里长满了春草，树上的鸣鸟冬去春来，谢灵运因此写出了这样的千载名句。韩宗岳（满族）
自古至今，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如何和谐共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生态的失衡及持续性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作家们试图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今昔比照的模式和多元的艺术形式揭示严峻的现实。这些作品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并要求人类遵循自然伦理的规约，召唤一个“物我两亲”而又可持续发展的美丽新世界。
在中国生态文学写作谱系中，少数民族作家是一支活跃的生力军。早在20世纪80年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等作品在深层勘探民族文化根脉的同时，就以忧心忡忡的言说姿态，揭示出盲目追求物质享乐思维下人性的畸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作家对生态危机的体察和书写是具有前瞻性的。学者王静在专著《人与自然》中曾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写作作为一股未被命名的涓涓细流，首先兴起于民族文学。他们并非为响应西方的生态思潮而生，而是承袭着从口头到书面几乎从未断流过的古老民族文学传统，但只有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后，这股细流才闪动出光芒和生机来。”事实上，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写作既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继，又离不开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理论的滋养。这种驳杂混融的生态文化思想，构成了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格局。可以说，民间文学的滋养和边地生活的经验，使得少数民族作家具有生态写作的优势，而其作品则为当代生态文学提供了别样启示。
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滨或崇山峻岭间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休戚与共的地域和环境分外依恋
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中从来不缺乏神秘性因子，而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中，亦洋溢着浓郁的神秘气息和对自然伟力的敬畏。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滨或崇山峻岭间，在贴近大自然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作家们对休戚与共的地域和环境分外依恋。因此，在下笔为文时，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与故乡、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情感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扭转了近代文学以人类为中心的偏狭，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更不是万物的役使者和剥削者，而是与天地神同源共祖的一员。在万物皆亲人的观念指导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学试图引发人们对工具理性和发展主义的省思，从而遏制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生态的持续性恶化。
土家族作家徐晓华的散文《那条叫清江的河》是对大自然神性之维的书写。清江河边的乡民对天地万物博爱虔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对神奇的大自然充满感激和膜拜。而如果人们没有遵循自然伦理并触碰禁忌时，往往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在彝族传统生态伦理的熏陶下，吉狄马加的诗歌深情地吟诵出对自然生命的灵性感应，展现出大凉山深处人与生灵近乎泰初的纯真状态。而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银狐》中，老银狐将一心求死的珊梅挽救回来并悉心地照顾，此后，珊梅和银狐结成命运共同体，在大漠霞光中相依相偎。类似不确定的、传奇的、神秘的故事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中屡见不鲜。这种带着神秘生活样态和浪漫色彩的书写，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生态写作中存在的理性有余、艺术性匮乏的弊端，表现出对世界和生命的诗性理解与把握，并为生态写作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审美趣味。
在质朴、谦逊地面对宇宙万物的同时，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并没有遮蔽商业生产与组织模式对自然的掠夺及其招致的灾难性后果。藏族作家阿来的《空山》以哀婉的笔触叙写了机村周围原始森林被伐殆尽的伤怀往事。森林的消失，生态的破坏，使得机村的民众在水土流失和泥石流频发的灾难中苦不堪言。回族诗人马占祥的《周家河湾村》揭示出生态恶化后家园的破败和生灵的彷徨无依，“村边的河流早已干涸河床呈现了/去年断水的陈迹卵石几丛芨芨草/被风收留地麻雀飞得过分慌张/——它已找不到崖畔下邻水的家园”。此外，满族作家叶广芩的《老虎大福》、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长满虫草的心》、仫佬族作家廖润柏的《八月，干渴的荒野》、普米族诗人曹翔的《家乡的泸沽湖》等作品，均以不回避的勇气揭示出生态恶化的悲剧性后果，直接向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发出了沉重的拷问。
为了引起读者对生态严峻情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