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摄影陈羽啸
汉代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对这片土地的记载，吸引着多个世代的人们对中国西南土地进行更深的理解。在盐源地区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在此交流汇聚，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朵绚丽的奇葩。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出现之后，与历史文献进行双向对照，成为考古学家探究西南地理文化历史的强有力手段。而考古的成果也反过来佐证或者纠正相关的文献典籍记载，帮助历史学家进一步研究、分析，最终帮助大众对过去有更精准、全面的认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盐源老龙头墓地发掘出土了种类繁多、数量丰富、风格独特的陶器、青铜器、石器、铁器、金器，其中以青铜器最多，将盐源地区青铜时代上溯到商代晚期。
6月18日下午，“探秘定笮古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继续在凉山盐源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分为“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组和“文物考古”组，进一步深度探讨盐源，重点聚焦“笮”文明，青铜文明，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盐源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州西南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年）设置定笮县，已有多年建制历史，曾以“润盐古道”而繁荣，以盐铁之利而兴盛，而今又以山川之胜、湖海之秀、林木之长、文化之韵而远近闻名。皈家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老龙头墓葬群、旱船遗址等遗迹遗存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青铜文化、笮文化、盐文化源远流长。
在这里，人们曾经是怎么具体生产、生活的？历史上记载的“笮人”活动在地理上的具体活动范围到底有多大？“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笮”这个字写法的演变，意味着什么？“笮人”这个族群是怎么生产、生活的？他们迁徙的路线如何？在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物典籍对历史进行复证时，应该注意哪些可能出现的偏差？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组，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学者们，分别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重点讨论了这些问题。学者们表示，盐源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自然、文化资源禀赋深厚。老龙山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边地”概念的看法。此外，历史上盐源对外交通不便，但这里族群众多，彼此交往交融交流、和谐共存，也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
出于学术本身的严谨性，学者们同时也提到，由于目前历史的面貌复杂丰富，根据目前的考古和历史研究进展，还不能够完全解开尘封千年的面纱，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尤其是人类学学者彭文斌提到，当我们在引用司马迁对“西南夷”记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时司马迁当时所处的时代，跟现在的语境有很大区别。
盐源青铜器对我们理解和重新审视“边地研究”范式带来改变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说，在盐源出土发现了在地铸造的青铜器，而青铜器代表着文明的高级阶段。这对我们理解和重新审视“边地研究”的范式，带来了一个改变的重大契机。“过去先入为主的观念，需要更新了。”
从考古学家目前披露的发掘成果资料来看，在盐源地区，农业发生发展比较早。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他的一个思考：盐源这个地方在矿产资源上有优势，蕴含金、银、朱砂等资源。尤其盐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而这些物质不能完全是自己消费，而要大量用来交易。另外一方面，这里位于横断山脉、南北来往的走廊上。所以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笮人’，一定会有很多智慧，充分利用这个走廊，使得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带有鲜明的工商业色彩。”
彭邦本
彭邦本教授特别提到，跟考古学家的任务有所不同，历史学家不能只停留在文物本身，而是要藉着考古文物，透物识人，进一步进行科学分析，尽量在细节上还原古人的生产生活样貌。
人类学博士拉马文才发言的主题是“作为文明的区域或者是作为区域的文明”，他引用人类学家王明珂的“华夏边缘”观念和人类学家拉铁摩尔关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阐述，开始了他的发言。他提到，在很长时间内，盐源都有“苹果之乡”、“花椒之乡”之美誉。而一批青铜器的出土，也让盐源更丰富的面向被外界所认知。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张新斌：建议围绕老龙头墓地建立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文化谱系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张新斌是第一次到盐源。盐源的地理风貌，灿烂阳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参观了盐源老龙头出土的这批文物后，他的第一感觉是，“风格很接地气，很真实，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我看来，从盐源出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看来，比相关文献记载的水平要高。所以，这里面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张新斌
张新斌还注意到，盐源发掘的墓葬群很特别。比如说，墓葬里的马器很发达。在北方、中原，除非是像兵马俑那样，在墓葬里出现马器，出现的几率很小。还有，墓葬群这些主人，在哪从事生产？在哪居住？在常见的考古发现规律中，在墓葬群的附近，一定会发现一个同时期的城邑。这些，考古学家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而且，考古发掘使得文物亮相之后，对之进行详细的资料整理，还需要一段时间。
张新斌说，老龙头墓地的发掘对西南地区民族考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今后围绕老龙头墓地，建立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文化谱系，构建区域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族群体系。在墓地周边找相关的城邑，找相关的手工作坊，尤其是要注意当地古代盐资源的利用，比如盐的加工做法，盐的加工工具，盐资源交易的商贸线索。从而使盐源地区的考古发现成系统、成系列，是盐源青铜文化真正成为蜀地三大青铜文化的高地。
盐源地区风光秀丽，人文特色鲜明，尤其是夏季凉爽宜人。张新斌建议，在挖掘文化资源、民族风情的基础上，打造成中国人避暑的西南胜地。要让国人形成这样一个观念，到川西南盐源去体验难忘的夏季凉爽记忆。
在盐源，高峡平湖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特别是泸沽湖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母系氏族人文风情举世闻名，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香格里拉的源头、母系氏族的家园”。来自四川社科院民族宗教所的学者杨环，在她的发言中就以摩梭文化为例，讲述了“藏羌彝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曹鹏程先生则详细讲述了“摩梭人的历书、历法及其与周边族群的关系”。
战国晚期至西汉笮人青铜文化已显示出四通八达的文化交流信息
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龚伟老师则重点探讨青铜时代古蜀与西夷文化的交流史。龚伟说称：“从考古资料显示的信息看，青铜时代古蜀与西夷各族群的文化交流存在时代和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如古蜀与岷江流域的冉駹文化交流年代，至少可追溯到春秋早期，而笮人与古蜀文化交流或晚至战国中晚期。”他认为，“笮人活动地区的青铜文化主体与各时期的蜀人差异较大，在战国晚期至西汉笮人活跃盐源盆地，创造了璀璨的西南夷青铜文化，不过这一时期古蜀已经进入秦政权时期。目前还很难直接看出古蜀与笮人文化交流的发生年代、及其与古蜀的政治关系等内涵。不过，战国晚期至西汉笮人青铜文化已显示出四通八达的文化交流信息，这一现象也是整个西南夷的共同特征，这应与秦政权延续古蜀对西夷的政治策略密切关系。”
在“文物考古”讨论组，在上半场分享中，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戴宗品担任了主持。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韦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连锐做了“西昌市羊耳坡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的报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德云则重点谈了“盐源青铜器中的骨骼式艺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谈到“论石榴坝文化”，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代玉彪的发言主题是“巴蜀文化合葬现象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勇，以“云贵高原出土汉代铜钟”为题，分享了他对云贵高原上出土的编钟所进行的全面梳理，并考察其源流以及与内地乐钟文化的关系。他说，“对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来说，铜钟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是乐器，也是象征权力、地位的物品，具有和内地乐钟相似的非常重要的礼仪功能和政治功能。”杨勇认为，云贵高原的汉代铜钟是在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和诱发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方类型；由于地域特色浓郁，它们又是当地西南夷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些铜钟的具体演奏方法、律制特征以及制作技术等，是今后可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