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中的母亲形象

郭汉闵

司母戊鼎出土地——河南殷墟。

大约在公元前年的时候,也就是殷商王朝的晚期,商王和他的众多巫师们可能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王朝四处潜伏的危机,一直惴惴不安。这个时期,他们想起了他们的母亲,一个叫戊的女性。于是,他们倾一国之力,为这位叫戊的殷商部落母亲制作了一个青铜鼎。这个殷商王朝之重器,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我们称之为司母戊鼎。这个由青铜制作的大方鼎,高厘米,重公斤,口长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雄伟庄严的青铜器。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司母戊鼎。

  这个青铜鼎,被深埋在北方漳河流域地下达三千多年之久。其实,在每个华夏子民内心深处,都深埋着一个这样关于母亲记忆的厚重的鼎。

   我们视祖国、大地为母亲,视长江、黄河为母亲河,而不是父亲与父亲河,是由母亲在华夏文明中至高无上地位所决定的。不理解母亲形象,就不能理华夏诸神的深刻含义。“母”这个古老的汉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化,至今仍然保持着最初图腾符号的痕迹:两个像征母亲乳房的大点。不仅如此,我们先民由母亲生育后代推及生育万物的土地,将大地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大地,我们先民有一种神圣的称呼:后土。在甲骨文中,“后”就是一个母亲半蹲着产子的形状,“土”则直接描绘母亲的乳房,上面的几个点象征母亲的乳汁。

殷墟甲骨

  可以说,华夏文明所有关于族源、祖源的记忆,都是关于母亲的记忆。母亲形象是一切神的原型。可以说,华夏诸神无不弥漫着母性的温暖,无不散发着母性的光泽,都是母亲形象的转换。华夏文明记忆中的“三皇五帝”,与其说是始祖神,不如说是母亲神。

  殷商以前的诸位圣贤,似乎都是没有父亲的,或者说“父亲”的形象总是若隐若现的。在殷商部落、周人的历史记忆中,他们的始祖也是没有父亲的。早在《春秋公羊传》等先秦文献中,我们的先哲们就曾发表过“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感慨。华夏早期文明“父亲”形象的隐藏,隐藏得恰好是一个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女权时代,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婚制或走婚制,造成了这一令古代先哲困惑不解的无父现象。

北京孔庙《春秋公羊传》等十三经刻石。

  美国学者摩尔根据他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认为,在远古时代,无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其古代社会几乎一律采取母系氏族组织这种制度。摩尔的这一理论,在国际学界一直有着质疑的声音。因为绝大部分游牧狩猎部族似乎并没有遵循这一历史定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父权制氏族社会的道路。华夏文明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表明,摩尔的这一理论,似乎就是为华夏农耕文明的演化量身定做的。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认知中,华夏文明的始祖神也就是“三皇五帝”,都是男性形象。可是近一百多年来的考古成果却给了我们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华夏文明的始祖神也就是“三皇五帝”,都是女性形象。近一百多年来的考古成果表明,华夏文明的母系氏族社会持续了至少多年的漫长岁月。仰韶文化时期及以前的众多史前遗址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女性墓葬地位明显高于男性。这种情况与摩尔的女性在血缘氏族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是高度吻合的。辽西地区方红山文化遗址大量发现的女神庙、女神像,是对这一推断的有力佐证,更加坐实了摩尔的女性本位说。

仰韶文化遗址。

  江汉平原鄂西地区的马家垸古城,距今约年,是截止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也是唯一一座女巫之城、女神之城。这座介于汉水与漳水之间的古城,出土了大量陶器纺轮。陶器纺轮的主人显然是女性,是女巫、女神。这些陶器纺轮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神圣的宗教器物。马家垸古城这座女巫之城、女神之城有力证明:华夏文明曾经历了漫长的女权时代,我们所熟知的“三皇五帝”都是女神、女巫;直至年前,南方的江汉平原还徘徊在女权时代。 

最后的母系氏族部落泸沽湖。

  华夏文明母系氏族社会之所以持续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与我们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渔猎时代,女性以捕鱼、采集为主,男性则以狩猎为主,也就是女主内、男主外。决定部落繁衍生息的,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即使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由于稻和黍的低效,男性仍以狩猎为主,女性在血缘氏族社会中的支配、主宰地位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男性在这个漫长的时代是沉默和晦暗的群体,至少我们无法聆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所能听到的,只有女性群体在河流、稻田、桑林中发出的率真而欢乐的声音。在游牧狩猎部落,男性的孔武有力会更加重要,更容易在血缘氏族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在农耕部落,男性的孔武有力是无关紧要的,女性的优势则更加凸显。因此,华夏文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时间,要比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狩猎部落晚上数千年。

采摘桑叶。

  那个遥远而漫长的女权时代,在我们先民长期形成的一整套编码体系中为后世留下了如影像般的鲜活记录。“姓”这一古老汉字中的“女”与“生”两个符号,凸显的是女性与生殖两大主题。这两个主题,其实也是一个母题:部落的繁衍。这个古老汉字向我们传递的远古信息就是:女性崇拜和生殖崇拜。殷商甲骨文的惊世大发现表明,华夏最古老的姓氏大多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女。姜、姬、姒、嬴、妊、妫、妃、姚等古老姓氏中的“女”字旁或“女”字底,向我们揭示了“姓”氏的产生与女性的紧密关系:后代子孙均从母姓。这一大批华夏最古老的姓氏,是那个漫长的女权时代留下的历史沉淀。

姓氏图腾。

  母亲二字,在华夏文明中始终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在古汉语中,祖就是母,母就是祖,两者是通用的。也就是说,华夏文明的祖源记忆或者说早期“祖”的概念,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华夏文明中的众多女神,与其说是女神,不如说是圣母。我们所熟知的“三皇五帝”及所有的始祖神,都是华夏之母。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华夏文明的历史记忆中,华夏之母只有屈指可数的两个:一是女娲,二是西王母。就是这仅有的两个伟大的母亲、两个女神,也被漫长岁月的云雨遮蔽了真实的历史形象,神龙见首不见尾。

  女娲作为一个寻寻常常的女性,不可能补天治水,更不可能用泥来造人。作为华夏民族的母亲,她关心的只是如何维系部落生存繁衍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存敬畏,屏气凝神,就会在女娲补天治水的神话传说中发现一些线索。女娲用来堵水的土被称为“息壤”。其实,“息壤”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一种可以无限生长的神奇土壤。“息壤”之“息”,也就是熄,“息壤”也就是草木灰,是芦苇烧成的灰烬。女娲所堵之水,其实并非洪水,而是产妇的大出血。女娲的治水其实就是止血,挽救孕妇的生命。

  用草木灰止血的秘方,至今还在民间流传。正是这个秘方,让我们先民在华夏大地的最初岁月得以艰难生存并开枝散叶。女娲之所以补天,也并非因为“淫雨不止”,而是产妇的出血不止。女娲补天治水的传说,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寓言,是隐喻。它隐喻的主题就是我们先民生殖、繁衍的问题。这也是所有人类文明的母题。女娲华夏之母的形象就是在芦苇烧成的灰烬中涅槃的。

女娲补天塑像。

  西王母无疑是华夏文明最神秘的一个始祖神。《楚辞·天问》、《山海经》虽然对女娲只有零星片断的记载,但对西王母的历史记忆则相对清晰详尽。这一现象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西王母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位华夏文明的始祖神身上可能隐藏着诸多华夏文明起源的秘密。

  西王母的真实历史形象其实已被后世仙化或者说妖魔化了。西王母这一神圣称谓的重心,尽在“母”字上。同女娲一样,西王母也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母”字既是西王母这一女神神格的核心,也是我们先民对这位女神的原始记忆,同时也是我们先民对那个遥远而模糊的女权时代的记忆。

西王母塑像。

  如果说女娲是渔猎阶段的女神代表、母亲代表,那么西王母则是农耕时期的女神代表、母亲代表。从环太湖流域河姆渡等遗址的水牛遗骸来看,我们先民至少在年前已成功驯化了野生水牛。甲骨文中的“牧”字,是一幅一人以手执鞭驱牛的素描。这个“牧”字就是南方稻农驯化、饲养野生水牛的语言学证据。如果说“豫”象征的是我们先民对大象的征服,那么“牧”象征的就是我们先民对野生水牛的征服,都是我们先民关于母亲的记忆。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犁”字里面都有一个“牛”的符号。西王母的真实历史形象就隐藏在《山海经》记载的“牛首玉身”四个字上。牛是南方两湖平原稻作部落的图腾与标志,“牛首”二字清楚表明西王母就是南方稻作部落的女酋长;“玉身”则表明了她部落女祭司的身份与地位,同时也是巫权、王权的象征。殷商部落、楚人之所以一代又一代讲述这位圣母的故事,肯定是因为西王母对部落的繁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西王母石窟。

  在那个遥远的洪荒时代,部落生存繁衍才是第一位的。而这一重任是由女性担负起来的。女性的生育能力决定了家庭的人丁兴旺、部落的繁衍昌盛。在母系氏族社会,只有生育能力出众的女性,才可能带来家庭的人丁兴旺、部落的繁衍昌盛,从而获得族人的拥戴。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大量女神像,个个体态丰腴,乳房饱满,腹部高高隆起。关中平原、河套地区、中原地区的女神,则大多雕刻在陶器上,大多是孕妇裸体形像,少部分为丰乳肥臀类型,凸显的是生殖这一重大主题。我们所熟知的“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始祖神,无不是丰乳肥臀的生殖女神。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人。

  事实上,在华夏文明中,凡是与母亲有关联的事物,其相对应的汉字中总有一个象征母亲形象的倒三角形v字。根据我们先民的编码规则,也就是音近义通的音韵学规律,“帝”与“地”既是同音字,也是同源字,象征的都是母亲、生育、根底、始祖等。从字形构造看,“地”字中的“也”在甲骨文中也有着“牛”和“姜”一样的倒三角形v字。而“帝”字的“基文”也是一个倒三角形v字。这个鲜明的倒三角形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所熟知的“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始祖神,都是女神、生殖神、母亲神、农业神。

  华夏文明的曙光,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女性的光辉。从某种程度而言,华夏文明具有鲜明的女性色彩。这是由她们担负起的生育儿女、抚养后代的天然使命所决定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女神们就是在用她们的身体在感知、认识这个世界。她们仰观日月运行、岁月交替,俯察江河奔流、花开花谢,在冥冥之中顿悟这个世界与她们身体的微妙关系。月是阴,日是阳,女为阴,男为阳,是一种以女性为本体的认知。阴阳是可以轮回、甚至可以合体的;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不可割裂,相互依存。这是华夏的众多“母亲神”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简洁质朴而又博大精深。而这一认知正好是华夏文明文化编码规则的基石,华夏子民诗性智慧的源头活水。

中华始祖石刻。

  如视阴为0、阳为1,正好就是支撑现代数字化技术的二进位制。月经的一个周期,正好是月亮阴晴圆缺的一个轮回;从受孕到新生命的诞生,也正好是旱季、雨季的一个轮回,也就是一年。我国最早的夏历,一年只有10个月,所以又称为10月历,正是10月怀胎的时间。夏商的天干地支纪日法,无疑就是母亲们悉心呵护新生婴儿时对流逝岁月深切体验的结晶。现今的苗族、瑶族、水族仍保留了华夏女神们创造的10月太阳历。

  女神们对生命的理解与礼赞,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被誉为东方的《圣经》,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周易》的作者并非周文王,而是历代巫师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易》的灵魂,就是众多“母亲神”对生命的体认与感悟。生殖崇拜是《周易》一以贯之的一条鲜明主线。《周易》在阐述阴阳变化万物的过程中,将性器官和性行为用作比喻,深刻地反映了生殖文化的内容。《周易》把男女交媾推及到天地交合的宇宙领域,是对女性生命力的讴歌与升华。《周易》就是在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生殖崇拜中,形成了更具有深刻意义的阴阳文化。

《周易》

  “阴阳”一词,阴在前、阳在后,女在前、男在后,这种排序在汉语中显得相当另类。“阴阳”这个汉语中的特例,我们只能理解为是华夏诸女神的强悍生命力所致。也许是苗人男性群体的权力意识没有汉人那么强烈,苗语至今仍然保留了较多的母系社会的话语。黔东南的苗语方言,父母为母父,夫妻为妻夫,儿女为女儿,仍然是四五千年前的女在前、男在后的序列,正好与汉语的语序相反。

  母亲以及母亲甜蜜的乳汁、远行时母亲的叮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当我们每个人像晚期的商王一样,在遇到猝不及防的某种危机时,我们总会脱口而出:我的妈呀!我们想到的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我们心中的母亲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总是能在她的儿女身处危难之时如约而至,解救他们于危难之中。西方人在突然遇到某种危机时,他们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的上帝呀!这些基督的子民想到的不是母亲,而是天,是上帝。东西方人的两种无意识反应,也是东西两大文明的一大显著区别。只不过,这一显著区别,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了。

作者:郭汉闵

作者简介:郭汉闵,男,现年57岁,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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